怎样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一、适用本款的法定条件1.行为要件。适用本款须具备“虚开”和“骗取税款”两个行为。前者是行为人实...更多怎样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这个问题，以及大家所关心的的内容，我们小编一一为大家详细解答，欢迎浏览。

怎样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罪

一、适用本款的法定条件

1.行为要件。适用本款须具备“虚开”和“骗取税款”两个行为。前者是行为人实施特定骗税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包括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行为方式。后者“骗税行为”是指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抵扣应纳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款的行为并直接导致国家税款被骗取的行为。

2.结果要件。适用本款须同时具备“国家税款被骗取”和“国家利益遭受损失”两个结果，且均须达到一定数额标准的要求。

3.数额要件。适用本款应考查三个数额：(1)虚开数额。刑法对此并未明示，属于隐含的数额要件。因刑法将适用本款结果要件中的“骗取国家税款”设定为“数额特别巨大”，而基于本罪“虚开”和“骗税”行为的内在逻辑联系，没有虚开难以实现骗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是以行为人所虚开的发票数额达到或超过此特别巨大数额为标准的。(2)骗税数额。刑法规定了须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要求。其具体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应为100万元以上。(3)损失数额。根据立法规定“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是适用本款所必须具备的后果要件，这一要件与“骗税行为数额”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表面上看，二者都表示国家税款已被骗取，但是被“骗取”并不等于“损失”，因为被“骗取”后，因骗税人之悔改主动退出所骗取税款，或者在侦查终结前“国家损失”被部分或全部追回，其“损失”的数额就会小于“骗取”的税额。因而，前述司法解释将“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规定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

二、适用本款法定刑的犯罪形式

1.由同一犯罪主体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第2款规定法定刑的情形

同一行为人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又利用该发票进行税款抵扣或者出口退税款的骗取行为的，符合结果条件时应当适用本款规定。对于由同一主体实施的虚开和骗税行为，由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专用发票的功能和操作原理所决定，“为他人”虚开的发票作为开票人的“自己”根本无法实施抵扣，而只能由作为受票方的“他人”进行抵扣税款或者骗税，因此，对于由同一犯罪主体实施应当适用本条第2款所规定的法定刑的，其“虚开”行为的主体只能是“为自己”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人。

2.由不同犯罪主体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适用第2款规定法定刑的情形

(1)不同主体以共同的犯罪故意分别实施虚开、骗税行为适用第2款规定

本条第2款的适用虽以行为符合复合性要件为必须，但并不意味着其虚开和骗税主体必须是同一主体，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虚开人与骗税人事前共谋，犯罪中分工合作，事后共同分赃，尽管就某一单独主体来说，并未完全满足行为复合性的要求，但因刑法对共同犯罪实行的是“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则，因此即使虚开人没有实施骗税行为，也必须对骗税人所实施的骗税行为及其后果负责。

(2)不同主体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分别实施虚开、骗税行为能否适用第2款规定

在刑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存在争议，形成了三种不同观点：

“必要共犯说”认为，若虚开和骗税行为由不同人实施，则适用第2款的前提是两种人必须成立共犯。若虚开人与骗税人之间主观上既无犯意联系，客观上也无行为的配合，不可能适用该款。

“虚开行为完全责任说”认为，适用第2款的条件是行为人的虚开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对行为人是适用第1款还是第2款，取决于行为人虚开行为造成的后果，而不取决于行为人是否既虚开又利用其骗取国家税款。

“虚开行为独立责任说”认为，虚开人和骗税人不构成共同犯罪的，对虚开只能适用第1款，对骗税则第1、2款均可适用。理由是，虚开人的动机和目的一般是为了从骗税人或中介人手中获取“手续费”，“骗取国家税款”并不是其直接的动机和积极追求的目的，而骗税人故意内容则是直接指向“骗取国家税款”。二者的社会危害性有所不同，骗税人直接骗取国家税款，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比虚开人更大，因此司法解释第1条第7款规定对其可适用第二百零五条第1款和第2款处罚，是正确的。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中，前两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三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必要共犯说”人为限定对骗税的后果负责，误解了“虚开”行为的内涵。照其观点，“虚开人”仅限于实施“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人”，此类人员的行为单一，本身根本就不存在适用本条第2款的行为条件;在缺乏共同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当然不应当对骗税人实施骗税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负责。但是，根据增值税抵扣原理，对于受票人则完全符合行为复数性条件，在满足结果条件的情况下，理应依据第2款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虚开行为完全责任说”的错误在于，对单纯实施“虚开”行为的主体，根据虚开行为最终导致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违反了我国刑法罪责自负的原则。“虚开人”在未实施骗取行为以及未与“骗取人”形成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只能就其所实施的单纯虚开行为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1款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幅度承担刑事责任。在行为人未实施骗取行为的情况下，让其承担骗取行为的法律后果极不合理。

再次，“虚开行为独立责任说”基本正确，但仍有待完善之处。一是在虚开人和骗税人之间未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情况下，应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虚开和抵扣行为进行独立的评价，对实施单纯虚开行为的犯罪人，只能要求其承担虚开的刑事责任，适用第二百零五条第1款规定的刑罚幅度予以处罚，且其虚开所导致的损失后果也应当作为适用不同法定刑幅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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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拓展阅读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数额及损失的认定

对于在不具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案件，由于虚开行为人不存在纳税的义务，认定虚开的数额只以销项或进项中较大的数额计算；认定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数额也只以销项受票人已经向税务机关实际抵扣的数额计算。

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刘某良

案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审案号：（2001）沪一中刑初字第99号

二审案号：（2001）沪高刑终字第173号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良，男，45岁，汉族，原系上海良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旭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01年2月9日被逮捕。

被告人刘某良在无注册资金的情况下，于1999年10月虚假注册成立了良旭公司，刘任法定代表人。2000年3月至12月间，刘某良经他人介绍，在无货物购销的情况下，采取按发票面额收取开票费的方法，用良旭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宁波市江东恒盛电器供应站虚开了24份，虚开税额计人民币66454．62元。宁波市江东恒盛电器供应站已将其中的22份向当地税务部门申报抵扣，税额计人民币61443．54元。刘某良还于2000年8月至12月间，采取上述同样的方法，为上海琪腾电器成套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虚开税额计人民币82185．86元。上海琪腾电器成套有限公司已将上述发票向税务部门申报抵扣。

为弥补进项发票的不足，刘某良虚构无锡市万达工贸发展有限公司、镇江市江川实业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为供货方，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62份，虚开税额计人民币2117746．86元，并全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中，刘某良曾向上海市税务机关纳税人民币2．5万余元。案发后?刘某良的家属退赔税款人民币2万元。

二、控辩意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刘某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刘某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6万余元，非法抵扣税款226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刘某良及其辩护人以刘有自首、立功情节为由，要求对刘从轻处罚。

三、裁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良在无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以假发票为自己虚开及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数额共计人民币226万余元，非法抵扣税款数额人民币226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某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二、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某良及其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重，对原判定罪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刘某良在无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为非法牟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计人民币2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虚开数额巨大，致使国家税款被骗人民币14．3万余元，扣除刘某良已缴纳的2．5万余元增值税及案发后刘家属退赔的2万元税款，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9．7万余元。刘某良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税款数额人民币211．7万余元并向税务机关抵扣，因刘某良没有实际从事购销活动，并不需要向税务机关缴纳增值税，国家在此环节上没有实际损失，刘某良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税款数额人民币211．7万余元并向税务机关抵扣，不应计算为国家税款被骗的数额。因此，原判认定刘某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准确，但认定刘某良虚开增值税的数额以及给国家实际造成税款损失的数额错误，量刑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沪一中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以及第一项中对被告人刘某良的定罪部分；

二、撤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沪一中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中对被告人刘某良的量刑部分；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四、裁判要旨

无实际生产经营的行为人既为他人虚开销项发票，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发票，应当按其中虚开数额较大的一项计算虚开的数额

增值税是流转税的一种。在正常的生产经营中，生产者销售货物，要向他人开出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向国家缴纳货物价款17％的税款。生产者凭借在购买原材料时他人为其开取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所缴纳的税款，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生产者实际缴纳的税款，只是货物增值部分17％的税款。无论货物经过多少个环节，国家对货物征收增值税的数额，是货物最终价款的17％。每个环节缴纳和抵扣增值税的数额，要以货物在此环节增值的多少来决定。一般来说，为他人所开具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总是大于让他人为自己开具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否则就不存在货物增值和纳税问题，也不可能向税务机关申报并抵扣。因此，在处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时，对于为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了掩盖其犯罪事实，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往往只按较大的销项发票计算虚开的数额。

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行为人为他人所虚开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非常分散，加上取证上的困难，有时并不是能够查证每一笔虚开的销项税额，这就会出现行为人虚开的进项税额大于其为他人虚开的、已经查证的销项税额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具体销项税额难以查证，而事实上的销项应大于已经查证的进项数额，所以，为了正确反映案件的客观事实，应以行为人自己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的数额计算。还有一种情况，行为人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这种有证据证明虚开的销项确实小于他人为其虚开进项的情况，也应以较大的进项数额认定为虚开数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存在行为人为他人虚开销项的危险性，刑法规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也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的一种。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在不具有真实交易情况下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由于虚开行为人不存在向国家交税的义务，因此，虚开的数额只以销项或进项中较大的数额计算即可，不应将虚开的销项和进项累计计算。因为，销项和进项累计计算可能使认定虚开增值税款的数额超过货物价款的17％，这与作为一种流转税性质的增值税的实际情况不符。

在本案中，被告人刘某良在无货物购销的情况下，采取按发票面额收取开票费的方法，用良旭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宁波市江东恒盛电器供应站、上海琪腾电器成套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5份，合计为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14．8万余元。同时，被告人刘某良为弥补进项发票的不足，多次从他人处购得假增值税专用发票，采取由其本人填写或指使他人代为填写的方法，虚构11家单位为供货方，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62份，虚开的进项税额合计人民币211．7万余元。二审法院根据上述理由，改变了一审法院将虚开的进项数额和销项数额合并计算的认定方法，以被告人刘某良虚开的进项和销项中较大的进项数额来认定其虚开的数额，不再将其为他人虚开的销项14．8万余元重复计算是正确的。

无实际生产经营的行为人既为他人虚开销项发票，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发票的，认定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数额，应当以销项受票人已经实际向税务机关抵扣的数额计算，并扣除行为人已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和退赔的款项

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审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必须计算以下几种数额：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的数额；受票单位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的数额；案发以后至侦查终结以前追回的抵扣税款或骗取出口退税的数额；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的数额。其中，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的数额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对于只给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受票单位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或者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自己用于正常经营中的抵扣税款的，一般只计算销项或进项中实际抵扣的税款作为给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失即可。但对于一些无生产、销售经营活动的行为人在为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为了掩盖其向他人虚开的事实，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应以查实的销项增值税中被实际抵扣部分作为给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失。因为这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的真正危害，是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受票单位或个人用做在正常经营时向税务机关抵扣税款而自己可以不缴税。行为人为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受票单位用这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去抵扣应缴的税款，这才是给国家造成的真正损失。行为人为掩盖其虚开的犯罪事实，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其并未进行真正的货物买卖或提供劳务，就没有向国家缴纳税款的义务，因此，行为人虽然虚开了进项增值税，但这种虚开并未给国家造成实际的损失，让他人虚开并申报的进项税额不能计算在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之中。在一般情况下，税务机关是凭借销项发票和进项发票，由销项发票税款减去进项发票税款作为抵扣税款的数额。但在实际生活中，情况错综复杂，税务机关办理申报和抵扣不见得一一对应，往往是按月结算，有时进项会大一些，有时销项会大一些。在进项大于销项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减去销项税款后，还有剩余进项税款无法扣减，通常将这一数额存在税务机关里面，待以后有了销项再予扣减。所以，这时虽然进项申报抵扣了税款，但销项发票尚未开出，因而也就无法抵扣，国家尚未造成实际的税款流失，只是为行为人以后给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再予抵扣提供了条件。因此，对于为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为了掩盖其向他人虚开的事实，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论他进项是否申报抵扣，都没有给国家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一般只能是按照其所开出销项发票的受票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并抵扣的税款数额作为其给国家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当然，这样计算的前提，必须是行为人的进项和销项都是虚开。如果行为人自己正常经营，让别人为自己虚开了进项以后，既为自己的正常经营抵扣税款，又掩盖其为他人虚开的事实，那么就要分两部分计算，即把自己正常经营抵扣的进项发票的税款再加上虚开给别人的销项发票被别人抵扣的税款，作为其给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失。另外，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给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失时，对于行为人为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预缴的税款和行为人及其家属向国家退赔的款项，应从实际被非法抵扣的税款中予以扣除。本案中，二审法院认定刘某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人民币14．3万余元，扣除已缴纳的2．5万余元增值税及案发后其家属退赔的2万元税款，认定其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为人民币9．7万余元是正确的。

转自：刑事法库

来源： 山东省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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