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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不作裁定怎么办

最高法指导案例：民事诉讼管辖异议何时提出法院将不予审查？（附相关裁判规则）

2015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11批指导性案例，其中第56号指导案例就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一审答辩期间未提出管辖异议，后续诉讼程序中再提出管辖异议的处理明确了裁判规则。本文整理了最高法对该指导案例的裁判规则、理由，和相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裁判规则，以及管辖权异议相关问题的其他司法观点和相关法律依据，供读者参阅。

>>>>最高法观点

1.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未提出管辖异议，在二审或者再审发回重审时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指导案例56号：韩凤彬诉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裁判要旨

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未提出管辖异议，在案件二审或者经审判监督程序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时才提出管辖异议的，根据管辖恒定原则，案件管辖权已经确定，人民法院对此不予审查。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由此可知，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未提出管辖异议，在案件二审或者再审时才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根据管辖恒定原则，案件管辖权已经确定，人民法院对此不予审查。

本案中，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是案件被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在一审法院的重审中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最初一审时原告韩凤彬的起诉状送达给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在答辩期内并没有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说明其已接受了一审法院的管辖，管辖权已确定。而且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所经过的程序仍具有程序上的效力，不可逆转。本案是经审判监督程序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案件，虽然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但是发回重审的案件并非一个初审案件，案件管辖权早已确定。就管辖而言，因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始于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件的管辖权，应以起诉时为标准，起诉时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因确定管辖的事实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影响其管辖权。当案件诉至人民法院，经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诉状送达给被告，被告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异议，表明案件已确定了管辖法院，此后不因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变更或行政区域的变更而改变案件的管辖法院。在管辖权已确定的前提下，当事人无权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如果在重审中当事人仍可就管辖权提出异议，无疑会使已稳定的诉讼程序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破坏了诉讼程序的安定、有序，拖延诉讼，不仅降低诉讼效率，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此，基于管辖恒定原则、诉讼程序的确定性以及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不能支持重审案件当事人再就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据此，九郡药业和云洲商厦就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没有法律依据，原审裁定驳回其管辖异议并无不当。

案号：（2013）民再申字第27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1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指导案例56号

2.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仍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云洲商厦有限公司与韩凤彬、上海广播电视台、大连鸿雁大药房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再审案

裁判要旨

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能否再行提出管辖权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但根据管辖恒定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管辖权已经确定，当事人仍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再申字第27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7期

3.当事人在一审答辩期间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管辖权已经确定，即使受案法院辖区内的被告不是案件的适格被告，也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无需再移送管辖——北京智扬伟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河南省开封市城市管理局居间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民事诉讼原告起诉时列明多个被告，因其中一个被告的住所地在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辖区内，故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权。其他被告如果认为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应当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未在此期间提出异议的，因案件已经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管辖权已经确定，即使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辖区内的被告不是案件的适格被告，人民法院亦可裁定驳回原告对该被告的起诉，并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无需再移送管辖。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1364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7期

4.当事人无权以其不是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彭雄浑、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对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或者是否由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提出的异议。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当事人以其不是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当事人是否属于适格被告，应当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确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34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2期

5.案件受理后，被告方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案法院应当就确定案件管辖权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进行全面审查——河北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高碑店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东风本田汽车(武汉)有限公司、北京鑫升百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裁判要旨

对于案件管辖的确定，人民法院在受理立案中仅进行初步审查，只要相关证据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即可依法决定受理。但在受理案件后，被告方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就确定案件管辖权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对有关证据的审查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三终字第2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9期

>>>>相关案例

1.当事人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异议的，其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丧失——上诉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与上诉人北京三元金安大酒店、原审第三人北海中达集团有限公司代位权纠纷上诉案

案例要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间属于除斥期间的性质，当事人如未在该除斥期间内行使其形成权，则其提出异议的权利丧失。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53号

来源：《商事审判指导》2006年第1辑总第9辑

2.原告起诉时未向法院提交附有仲裁条款的协议，被告亦未在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视为双方放弃仲裁协议接受法院管辖——福建省厦门崎岩工贸有限公司与香港依玛莉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要旨：原告起诉时并未向法院提交附有仲裁条款的销售确认书，被告在法院首次开庭前亦未对法院受理本案提出异议的，根据仲裁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法院应认定双方自愿放弃仲裁协议。

案号：（2008）闽民终字第63号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 2008年第10期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管辖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

声明：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法信”。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至今发布了多少批了，在哪能找到全部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至今发布了16批87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网址上即可查询。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术语，它与西方的判例有本质上的区别，西方的判例具有法源的地位，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可以直接适用，而在现阶段的中国，指导性案例分为三种，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发布，已在司法实践中应用。

指导性案例对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具有实际意义，国内的法学家中国指导参考典型案例全库软件中收录的判例均有案件评析和本判例确定具体判裁原则阐述，指导性案例对案件办理、审理、学术研究及教学具有非常高的指导作用。

判例与引用法规直接连接，每篇判例可评注，具有安全备份和自助收藏功能，适合公检法系统、律师、法律顾问等专业法律人士使用，对于法律院校师生以及其它法律爱好者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总共多少

目前，最高法院共发布了13批64个指导性案例。

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一批4个（1—4号）；

2012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二批4个（5—8号）；

2012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三批4（9—12号）个；

2013年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四批4（13—16号）个；

2013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五批6（17—22号）个；

2014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六批6个（23—26号）；

2014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七批6个（27—31号）；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八批6个（32—37号）；

2014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九批7个（38—44号）；

2015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十批8个（45—52号）；

2015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十一批8个（53—56号）；

2016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十二批4个（57—60号）；

2016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第十三批4个（61—64号）。

最高院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针对多次收购一个人多次的指导行案例

法律主观：

犯了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 犯罪所得收益罪 ，如何判刑？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修订）》第三百一十二条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量刑1.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数额达到五千元的，在三个月拘役至九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明知是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在三个月拘役至九个月有期徒刑内确定量刑起点：买卖、介绍买卖、典当、拍卖、抵押或者用其抵债的；拆解、拼装或者组装的；修改发动机号、车辆识别代号的；更改车身颜色或者车辆外形的；提供或者出售机动车来历凭证、整车合格证、号牌以及有关机动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的；提供或者出售伪造、变造的机动车来历凭证、整车合格证、号牌以及有关机动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的。明知是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犯罪所获取的数据、 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违法所得达到五千元的，在三个月拘役至九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犯罪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加相应的刑罚量：（1）犯罪数额每增加二万元（其中上游犯罪为涉 计算机犯罪 的违法所得数额每增加一千五百元）的，增加一个月刑期；（2）掩饰、隐瞒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每增加一辆，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3）犯罪的手段或情形每增加一种，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4）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2.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数额达到五十万元，在三年六个月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掩饰、隐瞒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达到五辆或者价值总额达到五十万元，在三年六个月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违法所得达到五万元，在三年六个月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犯罪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增加相应的刑罚量：（1）犯罪数额每增加三万元（其中上游犯罪为涉计算机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每增加三千元），增加一个月刑期；（2）掩饰、隐瞒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的机动车超过五辆，每增加一辆，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3）犯罪的手段或情形每增加一种，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4）其他可以增加刑罚量的情形。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1）多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或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为业的；（2）明知上游犯罪行为较重的；（3）犯罪对象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的；（4）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客体 本罪名在《刑法》分则中处于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因此，从一般客体来说，其犯罪客体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的具体客体，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追索财物的正常活动”，也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查明犯罪证明犯罪的活动”。我认为这两者均不能涵盖本罪的全部具体客体。一方面，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是案件的重要物证，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及赃物去向，并印证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等，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证明犯罪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是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缴的范围，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在客观上给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造成了妨害，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是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 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罪客观方面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窝藏，是指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有隐匿、保管的主观故意。转移，是指将犯罪分子搬动、运输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窝藏和转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达到足以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动的程度，如在一个房间内的转移赃物行为不能构成本罪的客观行为。收购，主要是针对1992年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所说的“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针对以收购废品为名大量收购赃物的行为，是指有偿购入，然后再高价出卖的情况。要注意区别“收购”与“收买”的区别，收买是指买赃自用，其主观上是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代为销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帮助其销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对于本罪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则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及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司法秩序来进行判断，其核心标准在于掩饰和隐瞒两种效果。掩饰是通过改变物体的外部形状的方式达到与原赃物相区别，而避免被司法追缴的目的；隐瞒则是通过隐匿、谎称等方式，在不改变外部形状的情况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地点，避免被司法机关追缴。只要采取这两类方法，达到了妨害司法活动的程度，则是本罪的客观行为。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从理论上讲，本罪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实施人，即产生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实施人，而是帮助犯罪份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如果是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则属于在犯罪后对赃物的处理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叫后续行为，为此前上游犯罪行为所吸收，不另行处罚。法人能够成为本罪的主体。 主观要件 要求必须是一种明知,对于本罪的明知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明知的内容。应该是明知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只要行为人知道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时，就应当认定其主观上是明知，而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该物品是什么具体的犯罪所得，是如何所得，该物品具体是什么物品，有何价值等。二是明知的程度。行为人明知的程度必须达到知道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不能是一般违法所得。因而如果行为人只是知道该物品是他人违法所得，那么侵犯的将不再是司法秩序而是行政秩序，自然不应当构成本罪。 对“明知”的理解。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前提条件。是否“明知”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证明“明知”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口供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其证明力随着口供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犯罪嫌疑人受趋利避害思维的影响，往往拒不供认其对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明知”。有的即使在侦查阶段作了“明知”的供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嫌疑人在知道自己的供述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是否对自己的行为定罪量刑时，为了逃避刑罚，犯罪嫌疑人往往会推翻原来所作的“明知”供述。特别是在一对一交易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会矢口否认，极力否认自己是“明知”的，给认定犯罪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正确界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成为打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关键。在司法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作“明知”供述，而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明知”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对其是否“明知”采取推定的办法。由于这种推定是办案人员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形成的一种内心确信，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掌握，外延不宜过大。第一，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明知”的案件不适用推定。推定必须是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矢口否认，但有其他证据证实“明知”，则不必采用推定的方法。比如卖赃者（不少于2人）供述已告知犯罪嫌疑人赃物来源，或者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亲眼目睹了盗窃或抢劫赃物的过程。第二，在犯罪嫌疑人否认“明知”，但是其上游犯罪的卖赃者（只有1人）称已告知赃物的不法来源，也就是在证明“明知”的问题上，证据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下，应该结合其他客观事实加以佐证。 司法实践中，如果在交易过程买卖双方都心照不宣，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认，又没有卖赃者已告知收赃人赃物来源的供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 1、如果犯罪对象为机动车，那么直接依据《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司法解释关于明知的法律推定。 2、如果犯罪对象为机动车以外的普通财物，则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犯罪嫌疑人对赃物不法来源“明知”的认识程度：一是看赃物交易的时间、地点，如夜间收购、路边收购，对“明知”认识的程度就大于白天收购、市场收购；二是看赃物的品种、质量，如果赃物属于刚在市场发行的新产品，则不法来源的可能性就大，因为合法的所有者不会轻易卖掉，除非抢劫或盗窃所得赃物；三是看交易的价格，是否显著低于市场价值，根据经验，一般卖赃者所得赃款仅仅是赃物鉴定价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四是看有无正当的交易手续，卖赃者是否急于脱手；五是看赃物与卖方身份、体貌的匹配性以及卖主对赃物的了解程度，等等。然后分别列出可证明“明知”的基础事实和可反驳“明知”的基础事实进行分析比较，再结合人们一般的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判断哪一方的事实和理由更为充分可信，最后推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的结论。

两高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在哪里看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方网站。

打开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方网站，在网站的菜单或搜索栏中找到“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的相关入口点击进入相关页面，可以按照不同的案件类型、法律问题或案件编号等进行查询和查看，选择感兴趣的案例，可以在线阅读或下载相关文件。

两高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具有指导性、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法律案例。

最高法指导案例是法律渊源吗

最高法指导案例不是法律渊源。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属于非正式法律渊源，有人认为，指导性案例应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并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但对于法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不仅是参考作用，还应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

最高法变更抚养权的法律规定是怎样的

1、离婚后，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或者子女要求增加抚育费的，应另行起诉；

2、最高法变更抚养权的法律规定具体如下：

（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

（3）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布指导性案例。

指导案例181号案例案情介绍怎么写

指导案例181号案例案情介绍写：郑某入职某公司后，担任渠道销售经理。2018年8月30日，郑某的下属女员工任某与郑某的上级邓某（已婚）不睦，郑某因此与任某进行交流。任某告知郑某，邓某曾向其发送涉及性骚扰的言语，并向郑某出示了相关聊天记录。但郑某不愿处理任某与邓某的纠纷，后于2018年11月，以“任某不合群”为由向公司建议与任某解除劳动合同。后公司人事部对此展开调查，任某告知人事部，邓某存在性骚扰的行为，且郑某有意撮合其和邓某，后任某因拒绝骚扰行为遭到报复。公司随即对郑某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郑某未在调查笔录上签字，但对笔录记载的内容进行诸多修改，并否认“任某曾向其反映曾遭到邓某性骚扰”。2019年1月30日，公司出具《单方解除函》，以郑某未尽经理职责，在下属反映遭受间接性骚扰后未采取任何措施，反而对下属进行报复，并在内部调查中作出虚假陈述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7月22日，郑某向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但未得到仲裁委员会支持。随后，郑某又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一审、二审，最终二审法院判决公司单方解除符合法律规定。案情介绍是一篇详细描述案件背景、经过和结果的文章,通常是法律文书中的一部分。金杜律师事务所官网发布的职场性骚扰的处理与应对——最高院181号指导案例分析文章显示，指导案例181号案例案情介绍写的方法如上述。

好了，今天关于“最高院指导案例”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最高院指导案例”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且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