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裸官政策规定的问题。我将用专业的态度回答每个问题，同时分享一些具体案例和实践经验，希望这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为什么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

中国政府处理双重国籍问题的基本原则是：

①坚持一人一个国籍，不承认双重国籍；

②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

③选择了中国国籍的华侨，应当遵守所在国的法律、风俗习惯，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但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

历史

1909年，清朝政府颁布中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后，中国一直奉行血统原则：不管出生在哪里，只要是中国人的后裔，就是中国人。如在东南亚当地出生的中国人的后裔，就自然拥有了双重国籍。

在1955年印尼万隆会议上，中国就和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取消华侨的“双重国籍”身份，让他们必须选择一种国籍。

1980年9月10日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也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现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定居在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父母无国籍或国籍不明，定居在中国，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

我国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愿意遵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1）中国人的近亲属；（2）定居在中国的；（3）有其它正当理由。

我国的国籍法规定，中国公民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退出中国国籍：（1）外国人的近亲属；（2）定居在外国的；（3）有其它正当理由。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即丧失中国国籍。

建议

2003年由陈铎、叶佩英等12名全国政协委员曾提出《关于撤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

2004年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案第2172号

案由：关于撤消“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案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公安部研究办理内容：1980年颁布的《国籍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据知，自建国以来，我国也是不承认中国公民双重国籍身份的，此举在过去冷战及阶级斗争时期，对维护国家尊严、外交事务、侨务、国家安全等方面起过一些作用。随着我国不断对外开放，在国外学习、生活、工作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新移民同老移民华侨们同样碰到难题。为了在居住国能较好地生存（考驾照、买车、纳税、上保险、上学、就业等等），这些华人新移民不得已只好选择居住国的身份甚至入籍。因我《国籍法》规定，“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于是不少华人只好心照不宣地保留两个国籍，有了双重身份，驻外使领馆一般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地对待这些华人。绝大多数这类华人心在祖国、情在祖国、根在祖国。

2004年12月28日下午在广州举行的留交会留学人员代表座谈会上，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透露，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海外人才，中国正在考虑效仿印度，为海外人才实行“双重国籍”的优惠政策。

2005年民建中央在两会上建议：应修改《国籍法》，对应承认双重国籍。同时提出，若立即修改《国籍法》有难度，可效仿港澳地区，弹性处理华人国籍问题，“如借鉴针对港澳台同胞的《回乡证》制度，给外籍华人颁发《外籍华人回乡证》，也可参照香港的做法，向加入外国国籍的居民颁发《中国公民(海外)护照》作为返乡‘旅行证件’”。

2010年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市侨联主席朱世增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建议，有条件地承认双重国籍乃是吸引高层次人才和广大海外华人积极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从法律上保护全世界华人华侨根本利益的有效手段。在今时今日的中国，修改《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刻不容缓。

2011年3月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建议，在双重国籍还未出台背景下，为吸引并留住高层次人才，应建立特殊人才护照制度，以人才护照替代大部分国籍政策的职能。

2011年3月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委员的提案—关于设立“海外公民证”和“海外华裔卡”,吸引华人华侨人才的建议的提案

2011年6月29日，央视引述中国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双重国籍”。最现实的做法是进一步完善永久居留制度（即中国“绿卡”），为已取得外籍的留学归国人才提供便利。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华东师范大学博导叶建农提出，“双重国籍”越来越多地成为没人管的“潜规则”现象。他建议针对“双重国籍”，中国要么使之合法化，要么就要认真监管，按照《国籍法》严格堵死这种现象，“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叶委员说，他个人觉得双重国籍没什么不好，“或许我还赞成”。

2013年4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对普通公众而言，这原本是个关注度不会太高的法律案，然而，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分组审议的公开发言，经媒体报道后，却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

“双重国籍”现象正式进入了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视野。最近几年，随着新一波新富阶层移民潮的兴起，以及频频曝出的“裸官”及贪官外逃事件，社会各界对“双重国籍”现象的关注愈发强烈。然而，在如何看待及治理双重国籍上，民间、学术界乃至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

“双重国籍”潜规则

我国1980年实施的《国籍法》明确规定，我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通过跨国婚姻等其他方式取得外国国籍的，“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现实远非如此简单。

双重国籍的优势是，可以“两头占好处”：既能享受欧美国家优渥的社会福利，又能在国内投资时得到特殊照顾，且不必承担来回奔波办签证以及购房、就业、医保、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限制。这对于新一波海外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新富阶层更是如此，他们多是投资移民，但主要生意仍在国内，对他们来说，能同时保留中国国籍显得更有必要。

因此，最近几年，加入外国籍的华人为了能同时保留中国户口，不少人刻意隐瞒其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有的甚至采用改名、第三国（地区）过境等“暗箱操作”的手法。这也导致了当下的乱象：明明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却有大量的持有双重国籍的人存在。

两种思路交锋

事实上，“双重国籍”还成为一些贪腐官员“暗渡陈仓”、试图逃避打击的另一手段。然而，多起逃亡境外的贪官，不少是借助他国的护照出逃的。《人民日报》曾刊发中央纪委研究室原副局级检查员、监察部监察专员邵景均执笔的文章称，一些违纪违法官员“有的甚至通过各种关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这也是我国在反腐斗争中需要注意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因此，国内不少民众呼吁严格管控“双重国籍”。

然而，欧美华人则在不断呼吁中国政府默认或者承认双重国籍。每逢中国国家***出访欧美，或者全国“两会”召开时，这些海外华人就会借助各种管道陈情、呼吁此事。他们认为，当前全球化时代，各国对高端人才的竞争十分激烈。但由于受国籍限制，他们不能自由方便地回到中国来，在签证、定居、人才回流后的家庭安排、子女读书、创办公司等方面仍很烦琐。若承认双重国籍，可吸引这批高端的海外人才和资金、技术进入，缓解中国因人才流失而带来的损失。

据2010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时下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而招商银行等机构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资产超过千万元的富裕人群中，近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可以说，时下，中国正面临着资金和精英人才的双重流失。

一些学者因此主张，为了应对高端人才流失的严峻形势，中国亟需修改《国籍法》。他们认为，虽然从主观意愿来看，“单一国籍制”或许能阻止人才和财富的外流。但如果一个人具备了移民欧美的条件和主观意愿，那么，即使剥夺本国国籍，他也会选择移民。

对于外界担心的“双重国籍有助于贪官外逃”，中国欧美同学会一位副会长对《南风窗》记者说，这种现象的确可能存在，但预防“贪官外逃”主要还是要靠其他措施，譬如，加快官员财产公开步伐、严管官员护照、立法规定“拥有双重国籍不得担任国家公务员”等，而不是因噎废食，据此全盘否定双重国籍。

“疏堵并用”仍是权宜之策

双重国籍可能带来的制度风险也很明显。首先，是司法管辖权的争议。譬如，一个中国公民若具有双重国籍，一旦他在中国犯罪后，可能会逃往另一国籍国，向对方国家提出外交保护要求，或者该国主张“本国国民不引渡”，这就给中国司法机关的管辖带来了难题。其次，由于双重国籍涉及两个国籍国的政策协调，因此它还有可能招致外交纷争。

“允许双重国籍，确实会给海外华人回国投资、探亲等活动带来方便。但修改国家法律，关键还是要从国家利益高度去考虑，不能仅仅为了照顾一个群体的方便和利益就放弃了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立法原则。”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戴瑞君博士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她认为在当前若承认双重国籍“利小弊大”。

此外，对当前阶层分化剧烈、贫富对立意识严重的中国来说，若开放双重国籍政策，实际上是赋予一小部分群体超国民待遇，使其成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这只会加剧国内大部分民众的“被剥离感”和不平等感。而且，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仍存在，国民尚未完全实现迁徙自由，国内城市新移民在户籍、子女入学、就业等问题仍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和根本解决的情况下，贸然启动对海外华人的双重国籍，或将招致国内民众的意见反弹。

因此，对于是否要放开双重国籍的问题，政府一直持低调、慎重的策略，从未在这一议题上有所松口，最近几年，相关部门也开始收紧和清理事实上已存在的双重国籍。只是这项动作悄然低调启动，并未加以大张旗鼓宣传，不为外界所知而已。

自北京奥运会后，中国驻外领事馆开始加大对双重国籍清理的力度。加拿大华人证实，凡是在2007年以后新入加拿大国籍的华人，到中国驻加领事馆申请赴华签证时，必须携带原有的中国护照，由签证官当面注销该护照。这就杜绝了一部分入了外籍却仍持有中国护照的情况。

这种新动向从当下审议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上也能看到迹象。鉴于目前我国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是由公安、外交等不同部门分别建立的，由于各自为政、信息难以共享，这给隐瞒双重国籍留下了操作空间。因此，这部法律草案已作出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此外，这部法律还规定，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出入境时，边防警察将可采集、存储、比对他们的指纹信息，这也意味着，今后，一个人同时拥有中外护照的情况将会被轻易揭穿。

除了严厉管控和清理双重国籍之外，中国也在采用更灵活的策略来消除单一国籍制带来的不利影响。譬如，在海外人才引进上，中国在2004年就仿照美国，推出了中国“绿卡”（永久居留权）制度。这年4月，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绿卡”的签发范围，研究扩大外国人免签证入境和多次往返签证政策适用范围。这也被视为中国在严堵之外采取的“疏通”策略。

此外，在《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第二次审议时，应全国人大部分常委及欧美同学会等多方强烈建议，在普通类别签证中专门新增了一类“人才签证”，以之为变通之策。目前来看，政府严管“双重国籍”的思路在短时间内不会做出重大调整，但是“双重国籍”仍是未来的政策选项之一。正如知名移民法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说的，当今世界是一个日益开放的时代，移民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您认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给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怎样的变化？

一是广大党员、干部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深刻教育，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明显增强。通过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补了“钙”，进一步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各级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进一步增进了同群众的感情、拉近了同群众的距离，增强了同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的自觉性；进一步掌握了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看到了在联系服务群众中的差距，增强了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自己找回了群众观点，站正了群众立场，强化了宗旨意识。许多党员、干部受到猛击一掌的警醒，感到以往热衷于装门面出政绩，做一点事情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上级不知道，心里“小九九”打得多，把自己看重了，把群众看轻了。广大人民群众感到领导见得勤了，办事不卡壳了，政策能落地了，能掏心窝子的党员、干部多了。

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在去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我列举了“四风”问题的种种表现。这次活动就以解决问题开局亮相、以正风肃纪先声夺人、以专项整治寻求突破，对“四风”问题进行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刹住了“四风”蔓延势头。从上到下、各个领域都压缩了会议、精简了文件，减少了评比达标、迎来送往活动，全面清理了超标超配公车、超标办公用房、多占住房，普遍压缩了“三公”经费、停建了楼堂馆所，狠刹了公款送月饼、贺卡、节礼和年货等行为，坚决整治了“会所中的歪风”、培训中心的腐败，坚决整治了“裸官”、“走读”、“吃空饷”、“收红包”及购物卡、参加天价培训、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等问题，广泛查处了吃拿卡要、庸懒散拖问题，高高在上、挥霍浪费、脱离群众现象明显扭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不少党员、干部表示，反“四风”治好了自己的“亚健康”，把自己从不胜其烦的应酬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精力考虑工作、服务群众了。一些同志表示，这次活动教育了干部，也保护和挽救了一批干部。

三是恢复和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探索了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查摆问题，深挖问题根源，自我剖析触及了痛处。上下级之间不顾忌身份、不隐瞒观点，提意见开诚布公。领导班子成员脱去“隐身衣”，捅破“窗户纸”，相互批评不留情面。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敢于揭短亮丑、真刀真枪、见筋见骨，点准了穴位，戳到了麻骨，开出了辣味，起到了脸红心跳、出汗排毒、治病救人、加油鼓劲的作用。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反映，自己经历了一次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不少同志说，自己的对照检查材料数易其稿，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对标、一次醒悟。许多年轻党员、干部感慨，这次真是补了课，明白了党内政治生活是什么样、该怎么过。

四是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得到增强。这次活动坚持破立并举，注重建章立制。中央相继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公务用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各级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联系服务群众、规范权力运行等方面制定和修订了一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扎紧了制度笼子，强化了对不良作风的刚性约束，按规矩办事、按规矩用权意识显著增强，越界犯规行为减少。不少领导干部说，过去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四风”问题不敢小视了，一人说了就算、一拍脑袋就定、一拍胸脯就办不大行得通了，什么饭都敢吃、什么人都敢交、什么事都敢做受到节制了，头脑中在这几方面的“紧箍咒”自觉勒紧了。

五是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得到突破，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根本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次活动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着力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形成了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往基层倾斜的良好导向，改作风改到群众心坎上。一大批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得到有效化解，一大批信访积案得到切实解决。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服务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治，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大为减少。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得到初步整顿，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自觉性得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从一系列部署要求中感受到了严肃，从敢于啃硬骨头、破老大难的行动中体会到了认真，从改进作风的实际成效中看到了希望，在全党全社会弘扬了正气。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对我们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全党要以此为起点，在从严治党上继续探索、不断前进。这里，我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强调几点。

第一，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历史和现实特别是这次活动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经过这些年努力，各级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然而，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一些地方和部门还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抓党建同抓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显绩，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上心用劲。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人闯“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束缚人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

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各级党委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软”。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

第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有的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

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精神追求。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觉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如果空洞乏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牛栏关猫是不行的！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制定制度要广泛听取党员、干部意见，从而增加对制度的认同。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第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这些年，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是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这个问题，通过这次活动有了一定程度的解决，要继续扩大成果，使党内政治生活在全党严肃认真开展起来。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需要多方努力，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使全党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深刻认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深刻认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严重后果。要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下大气力解决好影响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各种问题，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起到教育改造提高党员、干部的作用。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党中央权威，全党都必须自觉维护，并具体体现到自己的全部工作中去，决不能表面上喊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没当回事，更不能违背中央大政方针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不能搞假大空，不能随意化、平淡化，更不能娱乐化、庸俗化。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武器用得怎么样。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党内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志、增进团结。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事，大家都要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

第四，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干部掌握着方方面面的权力，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果干部队伍素质不高、作风不正，那党的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又必须管好，管不好就会出乱子。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党培养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一些干部包括一些相当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因违犯党纪国法落马，我们很痛心。我们中央的同志说起这些事都很痛心，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从严管理干部，总的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养成，规范权力行使，培育优良作风，使各级干部自觉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要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一方面，要根据形势变化，完善干部管理规定，既重激励又重约束，把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真正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干部管理各项规定，讲原则不讲关系，发现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教育的教育、该处理的处理，让干部感到身边有一把戒尺，随时受到监督。特别是要把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作为重中之重。对干部选拔任用要严格把关，坚决防止带病提拔。有的干部身上有那么多毛病，而且早就有群众不断反映，但那里的党委和组织部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当回事，让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被提拔起来，岂非咄咄怪事！这里面的深刻教训，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举一反三、深刻总结。

当前，所谓“为官不易”、“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易”，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我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各级党组织要旗帜鲜明肯定表彰锐意进取的干部，教育帮助“为官不为”的干部，支持和鼓励干部一心为公、兢兢业业、敢于担当。如果失职渎职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的，必须严肃处理。

第五，持续深入改进作风。“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我们党历来强调，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古今中外，因为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多得很！我们一定要引为借鉴，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

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对此，我们的态度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持续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决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各级干部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带头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努力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紧紧盯住作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及时跟进相应的对策措施，做到掌握情况不迟钝、解决问题不拖延、化解矛盾不积压，谁以身试法就要坚决纠正和查处。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第六，严明党的纪律。“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纪律不严，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去年以来，各级党组织结合教育实践活动完善了纪律规定，加强了执纪问责，效果是好的。同时，从已经查处的大量顶风违纪案件中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对纪律规定还置若罔闻，搞“四风”毫无顾忌，搞腐败心存侥幸。因此，在纪律上还要进一步严起来。

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多做提提领子、扯扯袖子的工作，使党员、干部真正懂得，党的纪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严格遵守和坚决维护纪律是做合格党员、干部的基本条件。

有纪可依是严明纪律的前提，党的纪律规定要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防止脱离实际、内容模糊不清、滞后于实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执纪职责，拒绝说情风、关系网、利益链，采取管用的措施提高组织管理的有效性，使违纪问题能及时发现、及时查处。这样既有利于防微杜渐，也有利于教育和挽救干部。有的地方和单位有了问题总想捂着盖着，甚至弄得保护错误的力量大过伸张正义的力量，这个问题要认真解决。查处违纪问题必须坚持有什么问题查清什么问题、发现什么问题查清什么问题，不能装聋作哑、避重就轻，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任何人不得隐瞒、简化、变通。

第七，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

让人民支持和帮助我们从严治党，要注意畅通两个渠道，一个是建言献策渠道，一个是批评监督渠道。在这两方面，这些年我们总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但还有不足，主要是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听意见多、围绕从严治党听意见少，请上来听意见多、走下去听意见少。群众的很多想法，往往不是在那些很正式的场合、当着很多人的面会讲出来的，而是要同他们身挨身坐、心贴心聊才能听得到。各级干部要多沉下身子、走近群众，就从严治党问题多向群众请教。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有意见，应该欢迎他们批评指出。群众发现党员、干部有违纪违法问题，要让他们有安全畅通的举报渠道。群众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从严治党有好处，我们就要认真听取、积极采纳。

第八，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对我们这样一个老党大党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

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裸官政策规定

1.裸官是指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没有子女，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

2.“移居国（境）外”，是指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五类岗位裸官需清理： 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上列机关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岗位；

1.裸官是指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没有子女，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

2.“移居国（境）外”，是指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五类岗位裸官需清理： 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领导成员岗位，上列机关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岗位；

双重国籍的中国政策

中国政府处理双重国籍问题的基本原则是：

①坚持一人一个国籍，不承认双重国籍；

②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

③选择了中国国籍的华侨，应当遵守所在国的法律、风俗习惯，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但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 1909年，清朝政府颁布中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后，中国一直奉行血统原则：不管出生在哪里，只要是中国人的后裔，就是中国人。如在东南亚当地出生的中国人的后裔，就自然拥有了双重国籍。

在1955年印尼万隆会议上，中国就和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取消华侨的“双重国籍”身份，让他们必须选择一种国籍。

1980年9月10日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也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定居在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父母无国籍或国籍不明，定居在中国，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

我国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愿意遵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1）中国人的近亲属；（2）定居在中国的；（3）有其它正当理由。

我国的国籍法规定，中国公民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退出中国国籍：（1）外国人的近亲属；（2）定居在外国的；（3）有其它正当理由。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即丧失中国国籍。 2003年由陈铎、叶佩英等12名全国政协委员曾提出《关于撤销“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

2004年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案第2172号

案由：关于撤消“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案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公安部研究办理内容：1980年颁布的《国籍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据知，自建国以来，我国也是不承认中国公民双重国籍身份的，此举在过去冷战及阶级斗争时期，对维护国家尊严、外交事务、侨务、国家安全等方面起过一些作用。随着我国不断对外开放，在国外学习、生活、工作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新移民同老移民华侨们同样碰到难题。为了在居住国能较好地生存（考驾照、买车、纳税、上保险、上学、就业等等），这些华人新移民不得已只好选择居住国的身份甚至入籍。因我《国籍法》规定，“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于是不少华人只好心照不宣地保留两个国籍，有了双重身份，驻外使领馆一般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地对待这些华人。绝大多数这类华人心在祖国、情在祖国、根在祖国。

2004年12月28日下午在广州举行的留交会留学人员代表座谈会上，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透露，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海外人才，中国正在考虑效仿印度，为海外人才实行“双重国籍”的优惠政策。

2005年民建中央在两会上建议：应修改《国籍法》，对应承认双重国籍。同时提出，若立即修改《国籍法》有难度，可效仿港澳地区，弹性处理华人国籍问题，“如借鉴针对港澳台同胞的《回乡证》制度，给外籍华人颁发《外籍华人回乡证》，也可参照香港的做法，向加入外国国籍的居民颁发《中国公民(海外)护照》作为返乡‘旅行证件’”。

2010年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市侨联主席朱世增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建议，有条件地承认双重国籍乃是吸引高层次人才和广大海外华人积极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从法律上保护全世界华人华侨根本利益的有效手段。在今时今日的中国，修改《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刻不容缓。

2011年3月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建议，在双重国籍还未出台背景下，为吸引并留住高层次人才，应建立特殊人才护照制度，以人才护照替代大部分国籍政策的职能。

2011年3月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委员的提案—关于设立“海外公民证”和“海外华裔卡”,吸引华人华侨人才的建议的提案

2011年6月29日，央视引述中国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双重国籍”。最现实的做法是进一步完善永久居留制度（即中国“绿卡”），为已取得外籍的留学归国人才提供便利。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华东师范大学博导叶建农提出，“双重国籍”越来越多地成为没人管的“潜规则”现象。他建议针对“双重国籍”，中国要么使之合法化，要么就要认真监管，按照《国籍法》严格堵死这种现象，“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叶委员说，他个人觉得双重国籍没什么不好，“或许我还赞成”。

2013年4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议。对普通公众而言，这原本是个关注度不会太高的法律案，然而，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分组审议的公开发言，经媒体报道后，却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

“双重国籍”现象正式进入了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视野。最近几年，随着新一波新富阶层移民潮的兴起，以及频频曝出的“裸官”及贪官外逃事件，社会各界对“双重国籍”现象的关注愈发强烈。然而，在如何看待及治理双重国籍上，民间、学术界乃至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

“双重国籍”潜规则

我国1980年实施的《国籍法》明确规定，我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通过跨国婚姻等其他方式取得外国国籍的，“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现实远非如此简单。

双重国籍的优势是，可以“两头占好处”：既能享受欧美国家优渥的社会福利，又能在国内投资时得到特殊照顾，且不必承担来回奔波办签证以及购房、就业、医保、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限制。这对于新一波海外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新富阶层更是如此，他们多是投资移民，但主要生意仍在国内，对他们来说，能同时保留中国国籍显得更有必要。

因此，最近几年，加入外国籍的华人为了能同时保留中国户口，不少人刻意隐瞒其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有的甚至采用改名、第三国（地区）过境等“暗箱操作”的手法。这也导致了当下的乱象：明明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却有大量的持有双重国籍的人存在。 事实上，“双重国籍”还成为一些贪腐官员“暗渡陈仓”、试图逃避打击的另一手段。然而，多起逃亡境外的贪官，不少是借助他国的护照出逃的。《人民日报》曾刊发中央纪委研究室原副局级检查员、监察部监察专员邵景均执笔的文章称，一些违纪违法官员“有的甚至通过各种关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这也是我国在反腐斗争中需要注意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因此，国内不少民众呼吁严格管控“双重国籍”。

然而，欧美华人则在不断呼吁中国政府默认或者承认双重国籍。每逢中国国家***出访欧美，或者全国“两会”召开时，这些海外华人就会借助各种管道陈情、呼吁此事。他们认为，当前全球化时代，各国对高端人才的竞争十分激烈。但由于受国籍限制，他们不能自由方便地回到中国来，在签证、定居、人才回流后的家庭安排、子女读书、创办公司等方面仍很烦琐。若承认双重国籍，可吸引这批高端的海外人才和资金、技术进入，缓解中国因人才流失而带来的损失。

据2010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时下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而招商银行等机构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资产超过千万元的富裕人群中，近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可以说，时下，中国正面临着资金和精英人才的双重流失。

一些学者因此主张，为了应对高端人才流失的严峻形势，中国亟需修改《国籍法》。他们认为，虽然从主观意愿来看，“单一国籍制”或许能阻止人才和财富的外流。但如果一个人具备了移民欧美的条件和主观意愿，那么，即使剥夺本国国籍，他也会选择移民。

对于外界担心的“双重国籍有助于贪官外逃”，中国欧美同学会一位副会长对《南风窗》记者说，这种现象的确可能存在，但预防“贪官外逃”主要还是要靠其他措施，譬如，加快官员财产公开步伐、严管官员护照、立法规定“拥有双重国籍不得担任国家公务员”等，而不是因噎废食，据此全盘否定双重国籍。

“疏堵并用”仍是权宜之策

双重国籍可能带来的制度风险也很明显。首先，是司法管辖权的争议。譬如，一个中国公民若具有双重国籍，一旦他在中国犯罪后，可能会逃往另一国籍国，向对方国家提出外交保护要求，或者该国主张“本国国民不引渡”，这就给中国司法机关的管辖带来了难题。其次，由于双重国籍涉及两个国籍国的政策协调，因此它还有可能招致外交纷争。

“允许双重国籍，确实会给海外华人回国投资、探亲等活动带来方便。但修改国家法律，关键还是要从国家利益高度去考虑，不能仅仅为了照顾一个群体的方便和利益就放弃了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立法原则。”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戴瑞君博士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她认为在当前若承认双重国籍“利小弊大”。

此外，对当前阶层分化剧烈、贫富对立意识严重的中国来说，若开放双重国籍政策，实际上是赋予一小部分群体超国民待遇，使其成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这只会加剧国内大部分民众的“被剥离感”和不平等感。而且，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仍存在，国民尚未完全实现迁徙自由，国内城市新移民在户籍、子女入学、就业等问题仍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和根本解决的情况下，贸然启动对海外华人的双重国籍，或将招致国内民众的意见反弹。

因此，对于是否要放开双重国籍的问题，政府一直持低调、慎重的策略，从未在这一议题上有所松口，最近几年，相关部门也开始收紧和清理事实上已存在的双重国籍。只是这项动作悄然低调启动，并未加以大张旗鼓宣传，不为外界所知而已。

自北京奥运会后，中国驻外领事馆开始加大对双重国籍清理的力度。加拿大华人证实，凡是在2007年以后新入加拿大国籍的华人，到中国驻加领事馆申请赴华签证时，必须携带原有的中国护照，由签证官当面注销该护照。这就杜绝了一部分入了外籍却仍持有中国护照的情况。

这种新动向从当下审议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上也能看到迹象。鉴于目前我国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是由公安、外交等不同部门分别建立的，由于各自为政、信息难以共享，这给隐瞒双重国籍留下了操作空间。因此，这部法律草案已作出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此外，这部法律还规定，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出入境时，边防警察将可采集、存储、比对他们的指纹信息，这也意味着，今后，一个人同时拥有中外护照的情况将会被轻易揭穿。

除了严厉管控和清理双重国籍之外，中国也在采用更灵活的策略来消除单一国籍制带来的不利影响。譬如，在海外人才引进上，中国在2004年就仿照美国，推出了中国“绿卡”（永久居留权）制度。这年4月，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绿卡”的签发范围，研究扩大外国人免签证入境和多次往返签证政策适用范围。这也被视为中国在严堵之外采取的“疏通”策略。

此外，在《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第二次审议时，应全国人大部分常委及欧美同学会等多方强烈建议，在普通类别签证中专门新增了一类“人才签证”，以之为变通之策。目前来看，政府严管“双重国籍”的思路在短时间内不会做出重大调整，但是“双重国籍”仍是未来的政策选项之一。正如知名移民法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说的，当今世界是一个日益开放的时代，移民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今天关于“裸官政策规定”的探讨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裸官政策规定”，并从我的答案中找到一些灵感。